专利权-推动创新
专利权作为一种法律允许的垄断，能够给发明人带来可观的收益，同时，发明人需要公开发明内容。这有利于相同领域的其他人员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发明创造，促进社会创新。
医药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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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部专利法的颁布至工业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专利制度已经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但对于专利制度的争议之声也从未间断过。如专利产品价格过高，拥有专利的公司垄断市场等问题也困扰着普通消费者和相关政府部门。
医药专利便是这类问题最突出的代表。 |
药品是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它与人的生命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医药专利制度与其他专利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同。
医药专利除了具有专利的一般特征外
还具有以下三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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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药专利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周期一般较长，研发费用也较为高昂。一项新药的开发周期一般包括四个方面： 技术积累期、研发突破期、销售黄金期和衰退期。
从最初的实验研究到之后的销售，可能要花费上十年甚至几十年。不仅如此，新药的开发往往需要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的协作和高额研发投入的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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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药专利实际受保护期限一般短于法定专利保护期限。医药研究往往耗费巨大，所以当研究出一项可申请专利的成果时，如确定某新发现化合物的生物活性，研究者为了防止被他人抢先申请，一般会选择立即申请专利，但是申请此项专利时往往离成药上市销售还相差很远。 在经过层层临床试验以及行政审批手续实现药物真正上市销售时，药物最初申请的相关专利保护期已经过去很久了。由于药品研发和行政审批耗时巨大，上市药品某些专利实际获得的保护期限远短于专利保护的法定期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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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比于研究新药，仿制药的研发相对简单。因为在新药申请相关专利时，需要披露其化学分子结构，还需要提供相关实验数据以进行专利审查。当新药取得专利权后，一些仿制药厂可以根据披露的相关信息提高仿制药的研发效率，并在专利到期后快速投入市场，挤占对应原研药的市场，而对应原研药销售额和利润可能会大幅下降，这就是医药行业的“专利悬崖”。 |
医药专利的特殊性
正是因为医药专利具有特殊性，医药公司上市销售的新药通常定价很高，试图通过高药价回收成本并且赚取利润。但是新药高昂的定价往往是普通患者不能承受的。
以《我不是药神》为例，片中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药物的原型是瑞士诺华药物公司生产的“格列卫”。诺华公司耗时13年，投入大量资金，最终研发出人类第一个用于抗癌的分子靶向药——“格列卫”，当时在中国的定价高达两万元一盒，如此高昂的药价使许多患者不能持续用药。
虽然专利药物是针对公共健康危机被研制出来的，但是大多数患者却因为价格的原因无法获取药物治疗，医药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冲突也就随之产生了。
医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与专利药物平行进口制度
为了协调医药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权，各国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持续多年进行探索与努力，目前世界各国通常运用医药专利强制许可或专利药物平行进口等制度，适度平衡对医药专利的保护，实现维护公共健康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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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指的是专利主管部门依照专利法规定，不经专利权人同意，直接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其发明创造的一种许可方式。 |
这项制度在我国法律中也有体现，我国《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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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药物平行进口制度指的是不经专利权人许可，将在出口国合法制造并售出的受专利保护的药品进口到受专利权保护的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销售或使用的行为。 |
我国在《专利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此项规定我国在立法上承认了国际权利用尽原则，为专利平行进口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于医药专利的保护无疑促进了新药的研发，适度保护医药专利对于维护公众健康权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保护医药专利应该作为手段来促进社会公益而不是作为最终目的，对于医药专利的保护不应以牺牲公共健康为代价。
在解决医药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权的冲突时，应当寻求专利保护和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平衡，应当让市场对专利保护和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平衡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样更利于我国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
